亲自阅兵……朱翊钧陷入了沉思。

张居正有这想法倒是不奇怪。

这位首辅，在武备方面，是实打实的激进派。

在边患上，虽然会根据形式，主动提出封贡、羁縻之策，但心中却想的是“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……然臣以为，虏如禽兽然，不一创之，其患不止……”——如今虽然防守有余，但若是不将贼虏打痛，边患便无法停止！

而面对现实问题“吾兵不多，食不足，将帅不得其人”，张居正则是认为“此三者皆不足患也”。

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皇帝的决心。

只要皇帝能“赫然奋发，先定圣志”，那别的问题，都能通过抽丝剥茧的治理，逐步改善。

至于阅兵之说，就更不奇怪了。

因为，这是旧事重提。

彼时，张居正曾经在《陈六事疏》中，就跟先帝请求过“今京城内外，守备单弱……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，恭请圣驾亲临校阅”。

张居正并不忌惮皇帝染指兵权，甚至为了饬武备，主动请求皇帝亲临校阅。

只凭这一点，就足见赤诚。

张居正静静等候着皇帝的答复。

殿内一时没了声响。

过了良久。

朱翊钧才缓缓摇了摇头：“此事，等季冬农隙之时再议吧。”

他如今不过一米四出头。

这么个小布丁，想校阅十万大军，反而会消除掉某些兵卒的滤镜，适得其反。

这些大臣，对他恭敬有加，那是因为可以从经筵、奏对之中，看到他的心性决断。

但若是大阅，众皆远观，却是只会以貌取人。

当然，这也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，京营太烂了，以至于甚至都没有收买人心、提振士气的必要。

自从嘉靖二十九年七月，鞑靼兵临京畿的时候，京营腐烂的内里，就赤裸裸地展示在所有人眼前。

面对外敌叩京，营伍不及五六万人、驱出城门，皆流涕不敢前，诸将领亦相顾变色。

而后紧守营门，任由鞑靼肆掠京城周边八日。

要问为什么这么烂？

自然是兵也烂，将也烂。

世宗在此事之后，怒不可遏，下令整饬京营。

时摄兵部的王邦瑞奏言说，“据籍，见在者止十四万有奇……而在营操练者，又不过五六万人而已。户部支粮则有，兵部调遣则无”。

账面上十四万人，实际上只有五六万。

要钱粮的时候十四万满额，要出兵打仗了，人反正是没有的。

至于王邦瑞说“差风力科道六员，通查十二团营”的奏请，也没来得及实施，人就被罢官了。

具体多少人，谁也不知道。

吃空饷吃到这个份上，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？

彼时世宗改制京营，意图定制将正兵扩为十二万，备兵扩为十四万，共计二十六万。

严嵩则说“今正兵尚不足，况备兵乎?”，直接说没有可行性。

世宗无奈，收回了京营二十六万大军的宏伟蓝图。

次年完成改制，丰城侯李熙上奏言“今京营正、备兵止十二万计”。

这就是新京营的定额，十二万人。

靠着这次增设选锋、标兵、壮丁的名义，扩大至12万余人，借机清查了一番差占、冒饷等问题。

得出了，京营其中实际可用之兵仅四万人，的结论。

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，世宗皇帝与镇远侯顾寰才将兵丁，真正扩充到了九万人——京营三十个小营，“听征官军每枝（小营）三千”。

但随着世宗撒手，顾寰调离，隆庆年间的京营再度回到了兵部的控制下。

此时具体有多少可用之兵，已经不甚清楚了。

除开兵丁的员额，还有将领的无能，也是京营腐朽的重要原因。

倒不是说明朝的将领是废物，而是说，在如今的定制下，京营天然有筛选留下废物的功能。

其一，京营勋臣、京卫武官结党排外。

京营起初有定制，只从勋贵中挑选，经年累月之下，形成了一种内部杂交的模式。

十几家勋贵的基数，能出几个有能耐的人？结论自然不言而喻。

为此，隆庆元年十月，中枢违背祖制，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协理戎政。

然而“台省议论不一，而且部持两端”。

直白来说，就是阻力过大，不得已，只能改为神机营副将。

不过即便是副将，也只干了三个月就调离了——只因戚继光上奏称京营士卒，率皆豪贵寄养，难以管束。

其二，是武官正俸不高。

如宣府、大同总兵有上百顷养廉田，每年可得数千银两。

但京营没有这个待遇。

故京营“禄最薄”，却应酬答礼“诸费复夥”。

其三，则是京营立功升迁的机会极少。

隆庆元年以后，边将三年防御无过的可加升职衔。

此后，京营欲“照边将例”加秩，被兵部以“利害劳逸，相去甚远”为由否决。

因此，逐渐形成武官“重外轻内，以京营为冷局”的局面，“将官一入此地，如同弃置”。

边将若被兵部选入京营，常请督抚“咨留及托故规避”。

在营之“号头、中军、千把总等官百方营干，谋求外升;新升京营副将等官祈留外任，不肯内转”。

边将不愿调入京营，勉强调入又不安于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