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六十五章 保境安民——桥玄

桥玄,一作乔玄,字公祖,梁国睢阳县人,东汉时期名臣。年轻时曾任睢阳县功曹,因坚持追究陈国相羊昌的恶行而闻名,后被举为孝廉,历任洛阳左尉、齐相及上谷、汉阳太守、司徒长史、将作大匠。桓帝末年,出任度辽将军,击败鲜卑、南匈奴、高句丽侵扰,保境安民。灵帝初年,迁任河南尹、少府、大鸿胪,迁司空,拜司徒,升任太尉。桥玄有感于国势日衰,于是称病请辞,改任太中大夫,光和七年去世,年七十五。桥玄性格刚强,不阿权贵,待人谦俭,尽管屡历高官,但不因为自己处在高位而有所私请。他为官清廉,去世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,被时人称为名臣。

乔玄的七世祖乔仁,师从同郡人戴德求学,着作《礼记章句》四十九篇,号称“乔君学“,汉成帝时担任大鸿胪。乔玄的祖父乔基,是广陵太守,乔玄的父亲乔肃,是东莱太守。乔玄年青时为县功曹,当时的豫州刺史周景,带领部队巡察到梁国郡,乔玄拜见周景,伏在地上列数陈相羊昌的罪恶,请求周景任命自己为部陈从事,彻查羊昌的罪行,周景认为他意气豪迈,同意并派他去了。乔玄上任以后,全部收捕羊昌的食客,详细地核查他的罪行,羊昌一直被大将军梁冀优待,梁冀为了羊昌派快马传文书救他,周景按照梁冀的意思召回乔玄,乔玄只交还文书而自己不出发,核查羊昌的罪名更加急切,羊昌最后被囚车押解进京,乔玄从此出名。

乔玄被举荐为孝廉,任命为洛阳左尉,当时梁不疑为河南尹,乔玄因为公事去梁府拜见梁不疑接受问话,耻于被梁不疑所侮辱,于是辞官回到乡里,后来经过四次升迁做到齐相,因为过失为城旦,服刑完毕,朝廷征聘,再升迁到上谷太守,又改任为汉阳太守。当时上邽县令皇甫祯犯了贪污罪,乔玄抓捕拷问他并施以拔光头发鞭笞的刑罚,皇甫祯死在冀地的集市,整个辖区的人都感到震惊。汉阳郡上邽县人姜岐,恪守信仰隐居不仕,在西州一带很出名,乔玄召他出来做个官吏,姜岐托病不答应,乔玄大怒,命令督邮尹益逼迫他来,并说:“姜岐如果不来,马上就让他的母亲改嫁。“尹益坚持劝止乔玄没有成功,马上转告了姜岐,姜岐坚决躺在床上不起来做事,郡内的官员和读书人也都去劝说乔玄,乔玄才肯罢休,当时的人都拿这件事讥笑他,后来托病免职,又被公车征为司徒长史,加封为将作大匠。

桓帝末年鲜卑、南匈奴以及高句丽的继承人伯固等少数民族一同叛乱,在边境一带抢劫掠夺,四府举荐乔玄为度辽将军,特赐可以使用黄钺的权力,乔玄到了任上,修养兵士,然后监督各将领讨伐胡虏以及伯固等。敌人都败退逃跑,乔玄在这里任职三年,边境安定无事。灵帝初期,调回乔玄任命为河南尹,改任少府、大鸿胪。

乔玄与南阳太守陈球有怨仇,当他在司空司徒的位置上的时候,反而推荐陈球担任廷尉,乔玄因为国家力量薄弱,并且揣度自己的能力没有用武之地,于是托病上奏,把各种灾害归咎在自己身上,于是被免职。一年多后任命他为尚书令,当时太中大夫盖升曾经和皇帝有密切关系,愿来担任南阳太守,贪污好几亿,乔玄上奏罢免盖升并关押起来,没收他的财产贿赂所得,皇帝不同意,反而升迁盖升为侍中,乔玄托病辞职,又任命为光禄大夫,过了几个月,再次因为疾病免职,改任太中大夫,在家中养病。

乔玄的小儿子十岁的时候,独自外出游玩,突然有三个人拿着棍棒把他劫持了,进入乔玄府里楼阁上,让乔玄拿钱赎人,乔玄却不答应,不一会,司隶校尉阳球率领河南尹、洛阳北部尉曹操围住了乔府。阳球等人担心劫匪杀掉乔玄的儿子,没有下令追赶劫匪,乔玄大声说:“犯罪的人没有人性,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儿子的性命而纵容了国家的罪犯!“催促命令追击,于是攻击劫匪,乔玄的儿子也死了,乔玄于是面见皇帝谢罪,请求皇帝向天下下令:“凡是有劫持人质的,一律格杀,不得拿财宝赎回人质,让罪犯有利可图”,于是诏书发布了这个命令,起初从汉安帝以后,法律渐渐失去效力,京城里面劫持人质的,不管对方是不是富贵官宦人家,从乔玄这次事件以后,就没有这种事再发生。

起初曹操地位很低的时候,没有人知道他,他曾经去拜见乔玄,乔玄见到他感到惊异,对他说:“如今天下将要战乱,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?”曹操常常感叹乔玄是他的知己,后来曹操每次经过乔玄的坟墓,都感到凄怆并祭祀他,并亲自为他撰文说:“原任太尉乔公,品德高尚,仁爱宽容,国家感念您的训诫,读书人缅怀您的教诲,您的在天之灵,我们缅怀不止,我从年轻时候,就去过您的府上,那时以顽劣的品质,接受您的会见,您对我褒奖称赞,就像孔子称赞自己不如颜渊,李生赞叹贾复,士为知己者死,我一直记着这句话,又想起我们的誓约:‘我死之后,你如果经从这里经过,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我,车马过去三步以后,你得肚子疼不要怨我’,虽然是当时开玩笑的话,如果不是关系密切,怎么会说出来这样的话,怀念旧事,想起来就感觉凄怆,如今我奉命东征,驻扎在乡里,向北望着土地,心思在您的陵墓上,所以用薄礼祭奠您,愿您享用”。

《三国志·吴书九》中记载,大乔、小乔为“桥公“之女;清代人沈钦韩在《两汉书疏证》一书中说:“桥公者,太尉桥玄也,汉制为三公者方称公”。沈钦韩的意思是,只有官至“三公的人才能被称作“公“,因此《三国志·吴书九》中记载的“桥公“必为汉太尉桥玄,沈钦韩的说法被多方引用,几成定论,但实际是没有历史依据的;清代末年的卢弼就在其所着的《三国志集解》中指出:“弼按权呼张昭曰张公,时人呼程普为程公,世人呼庞德公为庞公,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,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,于公治孝妇狱,郡中大敬重于公,见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,是皆不必三公始称公也。“可见在当时,并不是只有官至“三公“的人才能被称作“公“,因此沈钦韩的说法是不成立的。

卢弼在《三国志集解》里还指出:“又按本传桥公二女为攻皖时所得,据《寰宇记》,桥公为舒州怀宁人,即汉之庐江郡皖人,《后汉书·桥玄传》玄为梁国睢阳人,两不相涉,果为玄女则阿瞒方受知于玄,铜雀春深早已如愿相偿,伯符、公瑾不得专此国色矣,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绝无一字及之,沈说之误无疑矣。“这里再一次论证了沈钦韩的说法有误。